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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才真正的平静下来。
所以恶意的或者是纯粹意识上不认同的人开始起针对《阅读》杂志，攻击浩浩荡荡的汹涌而来。
其实半年前随着戈文的那两篇关于个人生命价值观的评论尘埃落定，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已经承认了个人生命价值观已经慢慢的接受了人道主义。可是以往几十年历史的拘束和惯性，以及那隐形的却无处不在的压抑的保守势力依然是思想界和评论界的主流。
关于《阅读》的批判和攻击依然集中在李洪林的《阅读无禁区》以及戈文的《乡村教师》上。
《阅读》编辑部为了打响品牌，所以这创刊期上的所有文章都是编辑们邀稿才选登上的，能被刊登上杂志，这文章的作者绝非一般作家。
《阅读无禁区》的作者李洪林此时正是中央宣传部的理论副局长，他之前有数年时间的工作就是专门给毛泽东同志买书，是跟着毛泽东学习了几年的一个同志。按理说他的文章应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可就是这样，依然有大量的读者来信以及思想界和评论界的反对者反对。
反对《阅读无禁区》这篇文章的人大多是担心如果敞开了阅读的话，那在没有人把关的情况下，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会不会被垃圾文学污染？更有人直言如果“无禁区”，“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而关于戈文这篇《乡村教师》则相对的要简单多了。
因为《乡村教师》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文学界几乎都保持了沉默；而《乡村教师》中所宣传的反对愚昧、追求奉献和知识改变命运的积极主题也让那些一直都叫嚣着“科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商品化文学”“科幻是散布怀疑和不信任的文学”的评论界人士哑口无言。
所以除了极个别的评论界小丑们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之外，只有一些科学界的专业人士站了出来，在其他报纸刊物上对《阅读》刊登科幻小说这种行为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认为科幻这个坏东西一点都不严谨，是科学的敌人。
舆论的攻击和反对还只是个小事情，如果单是这样的话，土长申绝对会无所畏惧的，可是他很快的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还好《阅读》编辑部早在老领导的安排下改到了上海，不然恐怕就不仅仅是电话了，就是找上门谈话也不是不可能。
在中国的媒体上有一个很奇怪的词汇——有关部门，不知多少报道、通讯中会出现这个词：
有关部门前来视察……有关部门领导提出xx意见……
打给土长申的有关部门其实并不算是外人，这个打来电话的人是人民出版社的大领导身边的一个小秘书。
说起来大家还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也曾见过面。
可是就是这个秘书在电话里批评了土长申一顿，丝毫没想到，单论行政级别的话，土长申并不比他低。
唯一差的，或许就是土长申是三联书店出来的人，而他是人民出版社的人罢了。
在电话里，这个秘书代表着大领导，高高在上的说道：“‘阅读无禁区’的这个提法很不妥当，你身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竟然不响应国家出版部门的响应，公然刊登科幻小说……”
听着电话那边那个咄咄逼人、张口闭口“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浓重湖南口音，土长申终于仍不住大声的辩驳了起来。
土长申带着一丝嘲弄的口气说道：“……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完《阅读无禁区》这篇文章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还有，不能公开刊登科幻小说，国家出版部下发了红头文件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或许是我职位太低，没有资格看到这个文件，那为什么中宣部的贺敬之部长也不知道呢？这篇《乡村教师》可是他老人家同意刊登的啊……”
“你……”电话的那边传来了气急败坏的喘气声，然后啪的一下，电话被猛然间挂断了。
听着话筒中的忙音，不知为何土长申严肃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然后这丝笑意就退了下去，代替的是一脸的坚毅。(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