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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会有一些利益关系。
这种事情完全是靠个人把握，拿得多了那叫受贿，可一般土仪特产之类的馈赠就是阿德手下的反贪局也管不着。严文昌对此是有所选择，价值太高的不敢收，或者收下以后打报告，小东西就欣然笑纳了。
而王璞则是无论价值高低一概拒绝，从没有收受过那些商人一分一毫。连他自己每月的工资奖金都小心积攒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托人带往大陆，往家里寄钱。
在其它方面，这边也渐渐觉得此人并非那种完全不通世务的穷酸，只是从前眼界比较窄，见识不多——当然是相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思想上难免有些钻牛角尖。而在和短毛接触多了，特别是当王璞逐渐习惯用短毛的方式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以后，他的才能就慢慢展示出来。
王介山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崇祯初年的东林党——这时候他们还刚刚经过和九千岁魏忠贤的艰苦斗争。这些能够顶住阉党压力坚持下来，有资格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多多少少还是有一股子信念支撑的。
“东林党人真正坏事，还要在崇祯朝的后期，乃至于南明弘光时期，他们在朝廷中掌握了更多权力，也要为国家的主要决策负责以后……连续几场大败仗，事情越搞越糟，这才暴露出这帮读书人长于清谈，短于实事的缺点。在此之前他们大都是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面目出现，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什么，倒还能切中窍要，在民间的名声也相对好一些——至少比阉党要强得多。”
见庞雨对东林的评价颇高，陈俊等人也不置可否，反正眼下还只是些小道消息，真正情况如何，还是等前方战报吧。
…………
元旦节过后没几天，李明远教授果然亲自从台湾发回来一封很长的电报书信，正式而且详细的向后方留守人员通报了前些日子北路军的战况，战果，以及和郑氏家族，明朝官吏交涉谈判的诸多信息。
关于战事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在老解那数百援军到达以后，北路军干脆不指望郑家步兵了，直接上自家的嫡系部队。荷兰人先还试图凭借石头城堡坚守，不过在见识到短毛用**包搞强制拆迁的效率之后，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了投降。
有老教授亲自坐镇，北路军的政策当然不可能象东路军那么激进，唐健他们接受了荷兰人的投降，还允许他们携带家眷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坐船离开。对于一些和殖民当局无关，仅仅是到台湾来找生计的猎人、水手、商户以及传教士等欧洲白人，老教授甚至允许他们仍然留在岛上，不过要向新的统治者缴税。
郑家人倒也没敢再闹什么妖蛾子，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把那“三千精锐”派往北部地区去对付西班牙人了。解席率领一个连队，装备着大炮和**陪同前往，算是短毛提供的火力支援。不过这回双方说好——短毛的支援仅仅是在敌人炮火过于强大，或者步兵无力攻破堡垒时才会出动，打仗的事情还要郑家军自己来干，反正那边打下来的地盘将来是归他们郑家管理。
在明确了权责归属之后，郑家军总算能发挥出他们的正常水平，在见识过短毛的火力强度之后，他们现在也敢顶着西班牙人的火绳枪往前冲了。台湾岛上西班牙人的势力很弱，以前完全是凭借先进火器的威力才能立足下来。这却回碰上玩热兵器更厉害的对手——解席还是很讲交情的，看见是老朋友郑芝虎带队，便为他友情赞助了一轮“完整的”炮火准备：四门步兵炮足足打光了一个基数的高爆弹。把那座名为“圣萨尔瓦多”的小城堡几乎给轰平了，里面的人如果没有及时逃跑，那就非死即昏，再也无力防御。然后三千郑家军总算不怕牺牲的冲了一回，轻轻松松拿下目标。
之后再攻打位于淡水的圣多明戈城堡时就根本没费什么事——有先前溃逃过去的西班牙军作义务宣传员，这边大炮一亮出去，对面就投降了。按照荷兰人的前例，那些俘虏在交出了武器以后被允许离开——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发生在吕宋的事情，这些失败的殖民者还一心想着要返回马尼拉，整备军礼之后再卷土重来呢。
这样，在公元一六三一年结束之前，台湾岛上的欧洲势力被完全肃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军官唐健终于实现了他在当兵时立下的夙愿：收复宝岛。
虽然，这是在另一个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