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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食，结果粮食供应还是减少，最后价格一样要涨起来。你难道能像苏俄那样，规定百姓必须上交多少粮食？”陈锦涛反驳道。“若不是战时，管制经济根本就歪门邪道。这种东西一弄出来，稽疑院马上就会否决，他们可都是有家有业的，政府对大家的生意横加干涉，还想增印纸钞，你看看他们有几个人会愿意。”
陈锦涛最后一句打在马寅初的脊柱上，增发货币就是稀释财富，政府拿着稀释的这部分去投资铁公基，虽能增加就业，但必会招致有产者的集体反对，因为这等于是变相抢窃。若说以前几届的稽疑院或许会同意这种做法，可现在稽疑院里都是大地主、大实业家，谁愿意稀释自己的财产去建铁公基？不说这些工程建好之后和自己屁关系没有关，即便有关系，谁又愿意去投资这种回报率极低、回报周期漫长的基础工程。
“他们这是为富不仁！！”马寅初被陈锦涛一通抢白，气得够呛。“看看外面，老爷们还能坐奥迪、去八大胡同喝花酒；工人百姓、特别是江浙桑农，已经是有一顿没一顿，再下去他们就要破家荡产、卖儿鬻女了，难道我们就看着他们饿死？”
“桑农的事情上一届政府就说过了，他们自己不愿意砍树种粮种棉，那能如何？这都是命！”陈锦涛叹道。经济危机第一波影响最受冲击的就是桑农，特别是去年生丝价格高，政府又宣传要大家减产砍树。大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多养了蚕，可谁知……
“宿命论这种迷信就不要宣扬了！”两人的争论已经白热化了，马寅初大手一挥。首先批判思想。“不管怎么说，政府都不能见死不救。要想让桑农吃得上饭，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工代赈，把运河、水坝、铁路、公路、工厂这些都修起来。资金来来源就像刚才说的，银行那边要么增发货币、要么吃进债券。别无他图。东北西北可以修运河，为何关内就不能修？”
“张行健那边要是不答应，我们这边风放出去了又圆不了场，本届内阁就要倒阁！”陈锦涛大声提醒道，“西北运河和东北水利可都是私人资本，只要土部水利司核准，他们自己负责募集资金，自负盈亏。我们这是什么？这是硬摊派！到时候工程要是建不好谁负责？老百姓？国家银行？还是……谁？几十亿的工程，虽说论证了十数年，可谁也不敢打包票……”
“你这是……”虽然陈锦涛没有指名道姓说要马寅初负责。可马寅初还是听了出来，他气得正要指着陈锦涛说话时，宋教仁出声拦住了。
“好了，元善。”宋教仁挥手道，“你和孟浩先生说的都有道理，四十亿的工程不是儿戏，确实不是说建就能建的，事情还真要从长计议。不过，就不知道西北运河和东北水利工程……，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也没听过这两个事情啊。”
本来面红耳赤的局面因为宋教仁的圆场得以缓和。当然缓和是不够的，他更把话题引向了西北运河和东北水利，希望大家朝这个方面讨论。这其实是马君武关心的问题，他闻言道：“欧亚运河确实比较突兀。但开凿这条运河在俄国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了，这一次西北总督杨增新正是拿着俄国人的资料让人做的计划书；
而东北的三江之海，其实也是沙俄以前的计划，当时沙俄就想把黑龙江经牡丹江、绥芬河、兴凯湖、乌苏里江和鲸海（日本海）相连；至于松辽运河，据说前清康熙时期就设想过把松花江和辽河相连，这个工程难度不高。松辽两河的分水岭不超过一百六十米，运河可以用现成的河道，所费不多……”马君武连着说了两条江，第三条连海之江是哪条他一时却忘记了。
“……总之，一旦水利工程完工，整个东北将运河密布，每年光运粮食就能节省六千万元，这还不包括每年两千多万吨煤炭；加上整个工程每年还能发电九亿多度，即便一分钱一度，每年也是九百万之巨。”
“运河也能发电？”宋教仁听闻收益如此巨大，不由怦然心动。东北果然是全国第一富裕之地，加上杨锐等人都封在那，或许不需十年，便会超过江浙。
“是。”马君武点头，“三江之海会修建三个水利调水枢纽，其中讷河县嫩江尼尔基水利枢纽最大，总库容为八十三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两百一十六米，水电装机两百五十兆瓦，多年平均发电六亿多度；另外松花江松原附近也会有一个哈达山水利枢纽，此处装机八十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二点八亿度；最后是嫩江支流上的文得根水利枢纽，装机最少，只有三十四兆瓦。三处相加，年发电量便有九亿多度。
这三江之海工程基本上把整个东北的河流都涉及到了，工程建成后航运、防洪、发电、灌溉都有得益，但主要是以航运为主。不过工程修好后铁路的运量、甚至铁路的布置都将大变，以形成运河为干、铁路为枝、公路为叶的运输体系。关内若也想把河流都这般治理起来，还需妥善考虑、慎密计划，毕竟关内和关外是大不同的。”
“这根本就要我们难堪。”马寅初也是第一次细听三江之海工程，待马君武说完，他第一个反应便是如此。“他们执政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税收的比谁都多；可我们呢，做什么都处处受制、要钱也没钱，明知道经济危机，但……”
“好了！”再说下去就要挑起两党纠纷了，宋教仁再次出声将马寅初打断，“今日就议到这里吧。具体事情要怎么做，还是先拿出方案来，而后讨论看可不可行。不过鉴于稽疑院的情况，一些比较激烈的还是先放一放，不然实行不了不说，本届内阁也要倒阁。”
宋教仁下逐客令后陈锦涛马寅初等人就告辞而去，只留下他和内阁秘书长——他的同乡杨玉如在文华殿大堂里。已经快到下班时间，秋阳正挂在武英殿西侧的天空上普照着大地，渐显金色的阳光透过文华殿西侧的玻璃窗射了进来，在地砖上留下稀稀疏疏的影子。衬着炉火般通红的太阳和多彩霞光，一些飞鸟在天空中飞翔着，窗边的宋教仁正盯着它们……
自去年接任总理一职以来，他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扯皮中——内阁和稽疑院的扯皮、内阁中诸人的扯皮、中央和地方的扯皮，这些扯皮使得政务完全无法通达。在以前，国民党诸人还嘲笑杨锐执政时内阁看似高效、实则无效，因为政令一到下面全走样，且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可轮到自己执政了，连看似高效都做不到，真是讽刺之极。
正因为此，这一年多来他似乎什么也没干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基本成了催收各省税款、接待外宾、对时事发表若干看法的无聊机构。这样的处境是宋教仁之前就隐约料到的，与民为安、小国寡民就是如今政府之状态。不过，世界经济危机既然发生，政府肯定是要做些什么的，比如救济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刺激经济拉动消费。这些都是宋教仁想做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做这个。
特别是资金，因为补偿地主地价，大部分国有公司都分完了，以往的税后上交利润基本为零；税收也减了，若想在经济危机时加税，怕谁也不会答应；最后就是国家银行，前清的督抚们还知道大肆发行铜元牟利以练兵办实业，可到自己，货币发行权却没了。
其实，户部侍郎马寅初说什么政府必须管制金融、不然百姓的钱袋子不安全云云，可在宋教仁的看来，这完全是种托词。以他们常说的美国为例，美元的发行权就不由美国政府掌握，但美国人的钱袋子基本无多大风险，这一次经济危机可不是钱不值钱，相反，现在物价大跌，钱倒比以前值钱了；而反观苏俄，新卢布换旧卢布已兑了两次，每次都是一元换一万，现在的新卢布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再换一次；而德国马克前些年虽然疾速贬值，可那是事出有因。
政府真要把货币发行权收回来，真要碰上不负责任的政府，超发滥发下，民众才真的会被弄得倾家荡产；而现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银行不管是出于为股东资产保值之目的、还是碍于公众舆论，他们都不敢肆无忌惮的超发货币，一旦超发，不说这些人是不是会进班房，最少他们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一不增税、二不增发货币、三无国有资产变卖，经济危机下政府哪来的钱以工代赈、刺激经济？难道真的坐视经济危机不闻不问、漠然不管吗？可真要管，就势必会和既得利益者起冲突——除了赈灾，财主们并不想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无法预知回报的各项工程中，政府真要强制银行认购国家债券的话，本届内阁就极有可能倒阁，到底该怎么办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