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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局。此时，原本远在日本孙中山已接到黄兴地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然后本人迅速收拾行装回国。
黄兴消息灵通，已隐约得知了内幕，心情很是沉痛。在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的强烈要求下（其实他们不要求，秦时竹也会要求程德全等人公开证据），4月5日，程德全等人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确切地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地要求和舆论地压力下（此时人民党的舆论也汇集到了国民党一边，形成了合力），程德全在公布宋案证据地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逮捕洪述祖，追究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地自然就是袁世凯。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在他看来，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
收到这样的电报，老袁自然是急得不行。一方面情况对己已是不利。另一方面国会马上就要召开，他生怕即将召开的国会将他从总统的位子上赶下来，更怕国会质询赵秉钧，最后供出自己。但他又不敢拖延国会地召开，一旦这样，在法理和政治上只能更加被动。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还是按照先前通告，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通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出席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10时，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鳖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反应稍微有些大，这样重大地日子，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不得不让人费思量。
原本国会开幕，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的，但是由于宋案发生，京城谣言四起，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自正式国会召开后，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若袁世凯前来，不当其为大总统，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绝不列队欢迎。”为避免这样的难堪，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由于袁世凯对国会地虚伪态度和杨士琦的卖力表演，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幻想，至于国会中人民党的议员，则是一副高调，他们所筹划的，是如何尽最大努力控制住两院。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剧烈的抨击。黄兴满怀悲愤，奋笔书写了挽联一副，上联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下联是，你说是秦时竹，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此联一出，立即传遍大街小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刊登。
在秦时竹有条不紊地布置应对方针时，国民党对“宋案”究竟如何处理，发生了根本性地分歧。
孙中山从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就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陈其美、廖仲恺、居正、戴季陶等一干国民党高层都参与。由于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毫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
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此人，天性恶民，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敌，欲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祟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以其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一句话，袁世凯现已成了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是非去不可，但如何操作呢？在事实上颇有难度。
孙中山继续讲武力倒袁的必要性：“经过宋案，袁世凯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已经可见一斑，狙杀遁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地第一步，向六国借款练兵用于军队，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器张地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他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虽然愤怒，但还不失冷静，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权为有利，攻势也强。”此言一出，得到了居正、戴季陶等稳健派地支持。
孙中山不以为然，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情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军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急遽发难，必致大局糜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