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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不到3个月就击毁英法空军2000余架飞机，英法不仅在数量上难以与德国匹敌，在质量上更是落于下风，最后只能从中国进口3000架飞机，整体采购成本达到5000华元，考虑到华元币值的坚挺与英法货币的孱弱，英法付出了多一倍的价格。整个大战期间（包括后来俄国内战期间对高尔察克政权的出口），中国对外军火输出高达17亿华元，利润在10亿华元以上，相当于1917年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到1920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不仅完全摆脱了各类赤字，而且全部还清了从辛亥以来历年所借的内债，1920年3月当届国会召开后，总理唐绍仪喜气洋洋地向议员宣布，民国八年（1919）财政年度中央政府总收入已经达到17亿之多，国防军各兵种提前完成第二期国防计划，即便扣除北方战事的消耗以及可能带来的开支增加，当年财政盈余也在4个亿以上。
事实上，从俄国拿回黄金以后，北方战事早就已是赚得钵满盆满了，无非这事情太过隐秘，不好公开拿出来说，但中央银行在得到黄金储备后，已毫不犹豫地加发了票子，这笔票子作为秘密经费，还存在大本营的秘密账户上。
对秦时竹而言，参加巴黎和会最大的任务一方面利用列强对红色苏维埃的恐惧，争取列强对《鄂木斯克》条约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赢得某些列强的认可，在远东可能的范围内实现与日本的均势。是故，虽然巴黎和会在3月份就召开了，但一直到鄂木斯克战役基本告一段落，他才派遣以顾维钧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原本唐绍仪是要亲自带团去的，因为各国代表团团长基本都是各国元首，秦时竹不去，副总统张謇年老体迈，中国只派了外交次长似乎有些不太恭敬，只有他作为国务总理出去了，但却为秦时竹所阻，说道：“国内还有更大事，就安心让年轻人出去闯吧。”
这当然是托词，更大的原因在于秦时竹认为决定巴黎和会成败的，不在于是否政要，而在于国家是否有实力。
9月中旬，也就是顾维钧等代表团抵达巴黎的第三天，国防军大本营在西山召开战略会议，唐绍仪终于明白，秦时竹所谓更大事，原来就是指这个。
“诸位，《鄂木斯克》条约签署后，大规模的战争行为即将告一段落，虽然短时间内可能还免不了摩擦，但大本营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在本次战略会议后，就正式解散，回归正常体制。”秦时竹作为主持人首先发言，“哦，对了，差点忘了说，按照总统选举法，下个月要进行大选，事情都是吴莲伯（吴景濂）在操办，我倒是没太过问……”
按照人民党的安排，新一届人民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秦时竹、岑春煊担任，但在秦时竹如日中天的威望之下，更兼之北方战争的赫赫战功，截止到报名期结束都没有其他人参加选举，事实上已经提前连任。秦时竹要是不提，众人几乎都想不起这茬事情来。岑春煊将来出任副总统后，他的民政总长职务将由程德全接替。
唐绍仪笑道：“总统功勋卓著，一心为国，连任自然是众望所归。”
秦时竹摆摆手：“选举就是个形式，只要我们干出成绩，人民一定是支持我们的。第一个七年任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好歹有些成绩。”
这话当然是过谦了，对内经济大发展，民生大繁荣，对外打赢中日、中俄两场战争，不仅收回几百万被割让的领土，而且还夺取了更多领土，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都毫不为过。所有人都视其为连选连任的当然人选。
不过秦时竹还真没心思多扯，他说道：“战略会议三个主题。第一，外交问题。大战结束，各国注意力必将重新投向远东，如何获取中国的最大利益，确保局势稳定是关键核心。第二，经济问题。得益于战争景气，这几年来国内经济连连翻番，实现飞速增长，但根基并不稳固，战争结束必然带来需求下降与市场萎缩，如何平稳过渡还是难题。第三，军事问题。我国与日本存在诸多利益纠纷，在领土上亦有牵扯。从全局来看，中日必然再有大战，如果应对将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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