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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陕西的铝矿等资源开采权全部由北方集团竞购，原先舆论认为北方集团的高价格是吃了大亏，给国家做了贡献，没想到得益于战争景气，所有矿产价格疯长，北方集团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大大赚了一票，又招来不少人犯了红眼病。
唐绍仪看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北方集团作为在世界上都排的上号的大财团，根本不像外界所怀疑的那样官商勾结，或者依仗政府力量巧取豪夺，相反对政府多有帮助。但作为一个留美出身的政治家，他对于垄断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拆分北方集团这样的事情他还不敢想，但趁着国家财政的好转，“斩断”国家财政与北方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取消“第二财政部”的地位是他很想做的事情。
不过，他也十分清醒，财政部虽然是总理分管的部门，但绝不是他能轻易把手伸进去的地方。总长梁士诒虽然和他一样是北洋时期的老人，但唐绍仪从来与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次长熊希龄更不用说，就是北疆体系中出来的。从财政部的立场而言，本身绝不会有“斩断”这种联系的主动精神。试想，天底下还有这种比这种更轻松的财政筹集法了么？只要打几个电话，上千万甚至过亿的财政缺口就有办法填补上，对梁士诒这样厮混与清末、北洋体系的老官僚来说，只要经历过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就格外珍惜“北方集团”这样的外援。梁士诒公开评价1914对日战争的胜利时就说：“这不光是武力的胜利，更是中日两国财政、大企业财团的直接比拼，北方集团是首功。”而唐绍仪更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财政部外，国防、内务等强力部门内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经费，也是走北方集团这个外援渠道的，而且不为他所知悉，他更不能不慎重。他还没有愚蠢到要和所有人为敌的地步。
当然，财政方面只是长期问题，眼下摆在唐绍仪面前的却是“一五计划”的工商政策问题以及建设目标问题。搞“一五计划”唐绍仪是十分赞同的，也认为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但通过采取大规模举债，用政府投资的方式实现快速工业化，他本能地表示反对，他更希望是的财政平衡。如果扩大债务，发展高速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北方集团”这个国策集团的依赖与扶持，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至于高速工业化，在他眼里世界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日本再快，从明治维新开始也用了50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
而秦时竹等人提出的，则是要利用德国战败投降的机会，全方位引进德国的设备、技术、人才，“以德为师”建立中国的工业化体系，低一点没有关系，但一定要全面，至于德国人也不太擅长的工业领域，则从美国引入。反正现在是各国经济低迷期，原来高高在上的设备、资产都开始大幅度贬值，价格低得诱人。按照秦时竹的日程表：“一五”打基础，全面引进；“二五”全面吸收消化；“三五”开始自主创新，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工业化。判断标志是三个：第一，工业门类齐全，农轻重比例基本协调；第二，以“进口替代”为途径，主要工业产品实现国产化；第三，在部分领域获得优势，贯彻“出口导向”。
在工业化的阶段上，唐绍仪基本赞同分三步走的策略，唯一的分歧在于——时间以及政府的作用。唐绍仪不认可15年的期限，认为太过于急切，三倍于此还差不多，而在政府的作用上，更偏向于小政府的观念，认为经济发展是企业界的事，政府的作用一是搞好法律与市场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二是在社会保障与民生上下功夫；三是坚持自由主义，避免直接干预经济，以免损及公平。唐绍仪仍然对洋务派以国家财力发展经济、建设企业所暴露的弊端耿耿于怀，仍然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本能地反对政府直接站在经济发展的一线，更不必说反对政府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为包括“北方集团”在内的大企业集团群提供帮助的提议。在他看来，政府不主动出面削弱大财团的影响力已是格外宽容了，搞赤字财政可不是他的风格。
“一五计划”的草案，经过了三次讨论，仍然没有能够确定下来，眼瞅着1921年度财年即将到来，计划却如此难产，形势越发微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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