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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招考来实现的。于是乎，如同学子赶考一样，凡是有点想法，有点追求的工人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赴北方集团的招考。 北方集团待遇之优渥、发展前景之好是出了名的。薪水待遇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以外的方方面面更是让人眼红心热，工作满1年就可以进入工人专属住宅区，一般称某某新村，里面集中供电、供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有自己的商店，还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活脱脱一个小社会，每到晚上或者周末，剧院还会放电影。活在这个新村里，所有人才明白什么是文明生活，体会到的是尊重、尊严与骄傲。
企业办社会在历史上是被否定的，但在眼下的民国，这套体系被所有人叫好，构成了秦时竹政权的坚实基础。为什么全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说沈麒昌、禹之谟等人的好话，都赞扬他们的功绩，原因就在于此这个企业办社会的套路。北方集团不是为了几个人或者一些人发家致富，而是真真切切为这个国家在考虑，将更多的利益反馈给工人阶层，当北方集团的工人下班后能看电影、逛商场、洗热水澡的时候，别的企业的工友说不定还在继续干活，这种鲜明的反差只会激励他将工作做得更好——不好好干活，怎么对得起这份待遇？
一个人或许当不了官、成不了知识分子，因为这需要天赋，但当好一个工人却容易得多。在这样样板效应和对比之下，每年北方集团的工人招考就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门槛带来的是高效率。表面上看北方集团在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投入了大量金钱，可也通过了效率提升获得了额外的发展空间，更融洽了劳资关系，在北方集团里，磨洋工、偷奸耍滑是没有市场的，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因为，每年北方集团招考，都是10个甚至20个工人竞争一个位置，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即便进入了集团体系，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集团还有末位淘汰制度，连续两次排名或者总计三次排名最后是要被毫不留情裁撤地，这也意味着被逐出工人新村。
通过招考挤压与人才流动，北方集团还形成了溢出效应，使得外部企业成为北方集团熟练工的培养基地。用时髦的段子来概括，每个工人，“要么是在北方集团上工，要么是在准备去北方集团上工的路上”，迫使北方集团以外的资本家也不敢过分压迫工人，原本租界里、开放口岸洋人办的血汗工厂难以为继，就连在香港工作的工人，都想方设法要回来。只有在这样的工厂里，才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像个人。
在社会保障法案正式通过以后，北方集团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精心遴选出30余家全资企业参与试点，并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惠及所有在职员工（指试点企业）的社保体系。一想到满脸油污的工人阶级也要和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教师一样享有医疗、养老保险时，所有人都是按耐不住的高兴——这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同样，当年的招工考试竞争就更激烈了，进去以后不仅意味着现在有了保障，将来都有了保障。
实际上，企业办社会也直接推动着北方集团自身的发展，住房、马路等市政建设需要水泥、钢材，水电需要设备，运行在新村内的当当车需要交通工具，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团体系内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发展。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消费还原为集团的自我市场，数百万的工人，几千万工人家属所形成的消费市场还是异常可观的，除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外，他们关于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升，毕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产权归于集团外，其他规划好的公用设施和消费中心都是商业化的。与后世单纯企业办社会还有点不一样，多少考虑了商业运作与资产升值。
其实，工人新村对城市而言，相当于又形成了一个“租界”，但这个租界与原城区不是畸形寄生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示范效应、惠及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与方式，同时又没有外国租界中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至于贫富差距带来阶级压迫，在没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阶级对立在这个区域内并不是重点，更何况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加以改造。
对工人新村的经营事实上如同对产业的经营一样，同样是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过程，用秦时竹的话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从第三考的盛况来看，已经成功了，而且在向外传递。张謇的大生集团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开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设，周学熙、简家兄弟等一流资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纳入工人新村一体建设的要求。
也许，在秦时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设未尝不是一条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