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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这只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的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头的地农田挖了出来，挖出来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
还好当时的大清国，还有那么口气，并不是末代时期那样的纷乱，要不然那些日本人，英国人什么的早就会闻风而来了。
不过当时闻名而来的古董商人们依旧是络绎不绝，后来有一个古董商人以白银300两的价格从董春生的手里购得了这只毛公鼎。
但就在他要运鼎离开董家村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给拦了下来，这董治官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按说这东西是人家董春生挖出来的，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所有地下的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那时候的游戏规则，就是谁挖出来的，那就是谁的，所以人家董春生对这只青铜鼎有着完整的处置权。
可这个董治官其实就是眼红嫉妒，加上还想沾点便宜，剐层皮，于是就忽悠同村的老百姓说，这只青铜鼎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要留在村里，买了就断子绝孙，同村的老百姓其实也都明白这个流氓，其实就想占便宜，不过最后却都支持了他，因为大家也都想跟着沾点便宜，如果这次董春生没能把这鼎卖掉，那么下次再买的时候，嘿嘿，可就是大家说了算了，买的时候大家都能分点，所以这买卖到最后也是没有做成。
看到这谁还能说咱们中国的农民最淳朴？其实人家狡猾着呢，咱们中国即便是到了现在，也一直没能完整的建立契约精神，还有很多法律，即便颁布下来，最后也执行不下去，其实就和这帮‘淳朴’的农民有关系。
不过这都已经花了钱的古董商哪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本想本本分分的做生意，按当时的情况来说，他这合同都已经签了，可特么的，居然被根本和合同无关的人给搅和黄了，你说他恼不恼火？生不生气？
最后眼不下这口气的商人，只能被逼着走了官商结合的路线，他干脆就以重金行贿了当地的知县，把那董治官逮捕下狱，并且给扣上了个私藏国宝的罪名。
而那只毛公鼎则是被官府强行运到县府，这时候之前那些喊着祖宗宝贝的农民们就没人敢出头来拦截了，由此可见这就是一群唯利是图，雁过都想拔毛，只想着占便宜的乌合之众。
这鼎才运到县衙，就被这古董商人悄悄运走了，在后来这只毛公鼎，被多个古董商人几经专卖，最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的手里。
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京城的一位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进了这只毛公鼎，这一考证，这才得知这只青铜鼎居然是当年周朝时候的宝贝，这陈介祺一高兴，直接就打赏给苏亿年额外的1000两银子。
从那之后，这只毛公鼎就被那陈介祺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
1902年那陈介祺病故，他的几个后人为了争家产，就又把这毛公鼎给卖了出去，而买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革命没能镇压成功，反倒把小命丢在了四川。
从那之后，瑞芳家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到了民国期间因为满清退位，瑞芳的后人又没多大能耐，日子过得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瑞芳的子孙就也和那爱新觉罗家一样，动了变卖家产的念头。
他的后代就把这只毛公鼎典押给了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当时有个英国记者辛浦森在天津出差的时候，很意外的发现了这只毛公鼎，这位官富二代出身的记者，当时就开出了美金5万元的天价，向端家购买，五万美元啊，在那个金本位的年代，在这可是一笔绝对的巨款，绝对不比现在五百万美元的含金量要低。
可也不知道这端家的子孙到底怎么想的，本来都穷的揭不开锅了，可是却还偏偏要装门面，居然嫌人家给的这钱太少，不肯割爱。
也真得多亏了，当时这瑞家的子孙够贪心，要不然这只毛公鼎，最后的结果，就要和其他的珍贵文物一样，流失到海外去了。
而瑞家人在拒绝了那英国记者的购买请求之后，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扬到了社会上，一时间当时的上层社会传的是沸沸扬扬，有人笑这瑞家的子孙够傻，脑子被驴踢了，居然不知道这五万美元到底多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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