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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决裂之事实，而两京政治决裂的严重后果，相比开疆安东乃至灭亡高句丽的武功来说，实在是没有可比性，悬殊太大，得不偿失。
基于这一观点，苏威认为，圣主可以发动第三次东征，中枢迫于皇权的高压可以妥协，但圣主绝无必要第三次御驾亲征，这有什么意义？东征胜利的武功肯定是圣主的，不论圣主御驾亲征还是在东都主持大局，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既然如此，圣主为何坚决不回东都？做为君王，中土和国祚利益至上，一场无关紧要的对外征伐与国内外局势的双双恶化，对中土和国祚利益的危害，孰大孰小、孰重孰轻，难道掂量不出来？危急时刻，优先处理对中土和国祚最有利的危机，如此简单道理，难道也丢到脑后了？
明知是错误的，还要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为什么？
圣主出离愤怒，对保守派深恶痛绝，一帮鲜廉寡耻之徒，既想做****又要立牌坊，无耻之极。
国内外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是不是源于东征战场上的连番失利？是不是因为东征高句丽的决策错了？肯定不是，杨玄感兵变，祸乱东都，是造成二次东征失利的直接原因，于是有了政治清算，有了改革派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其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一时间两京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保守派毅然反击，西京果断出手，于是关中掀起叛乱大潮，叛逆沙门向海明竟然开国称帝，两京就此走向了政治决裂。
这是圣主的责任？两京决裂，是因为圣主和中枢迟迟不回东都？岂有此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威居心叵测，以大义之名逼迫圣主回京，实则是挟两京之决裂威胁圣主政治妥协，以国内汹涌澎湃的叛乱大潮和日益临近的南北战争，来胁迫改革派让步，但这一步能让吗？圣主能妥协吗？中央集权改革可以做为政治交换的筹码吗？中土统一的核心利益可以牺牲吗？
圣主和改革派坚信自己的政治理念，坚信中央集权才是维持中土长久统一的唯一道路。
圣主拒不妥协，于是拒不纳谏，并且做出了一个让行宫震惊之举，他把所有谏言者全部驱赶回京。既然你们要回东都，那就回去吧，替朕分忧解难吧。
此举等同于公开分裂中枢。两京政治决裂的后果已非常严重，而圣主不但不想方设法予以挽救，反而变本加厉，蓄意分裂中枢，这个后果之严重，已经无法想像了。
圣主想干什么？宇文述、虞世基等中枢改革派重臣们到底有何图谋？
第二天，纳言苏威和大约半数中枢大臣及中央省台寺官员就走上了返京之路。
圣主则带着行宫、禁卫军开始了第三次御驾亲征。
三月十四，圣主和行宫抵达涿郡临朔宫。
当夜，左翊卫将军、检校涿郡留守段达觐见圣主。
段达向圣主详细禀奏了幽燕尤其是燕北的镇戍情况。齐王率军东征后，怀荒镇戍力量减弱，已无法对碛东南牙旗的突厥人形成有效牵制，如此一来形势对安东就不利了。
至于安东这边，考虑到安东主力远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安东空虚，防守力量薄弱，一旦突厥人全力反攻，杀进安东，则安东不但有得而复失之危，幽州这边也有可能遭到突厥人的攻击，为防患于未然，必要的准备还是要做的，古北口的防守力量还是要加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开始后，涿郡留守府所承担的粮草辎重的中转重任，这是圣主最为关注之事。
段达奏毕，圣主沉思良久，询问陪侍一侧的虞世基，“牙帐那边可有最新消息？”
虞世基摇摇头，“目前，向东都提出抗议，向安东发出威胁，并亲自到安东谈判的，只有大逻便阿史那伊顺，虽然他可以代表始毕可汗和牙帐，但事关安东归属，阿史那伊顺并没有最后决策权。”
圣主冷笑，“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裴大都护与阿史那伊顺谈判之后，对牙帐的立场有何估猜？”
虞世基迟疑少许，回道，“闻喜公认为，今春西突厥肯定要向大金山南麓发动攻击，大漠腹背受敌，首尾难以兼顾，只能放弃安东，集中力量于大金山阻御西突厥，所以在秋天到来之前，安东的安全肯定有保障，如果要发生变故，也应该在秋冬之际，大金山一线战事结束，大漠就能腾出手来反攻安东了。”
圣主略略皱眉，又问道，“他对大金山战事有何预判？”
“很不乐观。”虞世基不假思索地回道。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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