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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不能倒退。换句话说，这是在渐渐提高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知识水平的下限。家教资源相对缺乏的学生，家庭条件往往也不太好，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学校里的老师，以及统一发放的教材。国家没有资源给予他们起跑线上的公平，只能从性价比最高的办法进行改善——没错，教材。”
“但是，正如我对夏林提过的：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他的水平刚好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分。随着教材和考纲的难度不断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宏观上必然会下降，这个时候，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科目中的水平高低就会显露出来。而科技不断发展到现代，顶尖水平的通才越来越难以出现，前沿学科的不断细化将是必然。所以，能够有通才，固然最好，但那是不可强求的。对于专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样值得重视。很显然，这就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范畴了。”
毕文谦朝黎华点点头，喝了一小口水。可惜，她早已在低头记小本本了，并没有留意到他的神态。
“教改的第三件事，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虽然从读小学到参加工作，一个人将经历的升学考试往往不止一次，但除了高考之外，其他几次升学考试的管理往往是下放到了地方，国家目前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不然就可能是一抓就死的局面。所以，现在能进行改革的升学考试，只有高考。那么，怎么通过高考的改革来加强对于专才的选拔呢？可以这么做——每一个科目的卷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更难的考题。这些考题作为附加题，每一题的难度都比前一题更难，附加题的总分数和基础题等额。考试总时间不变。附加题的分数不计入高考总成绩，每个单科的总分，全国排序，但每个有相关专业的大学都要给出一定的招生名额，依照单科分数顺序，等额提档，依分数顺序，由考生依次自由选择学校。出现同分选同校而名额不足的情况，就由该学校的负责人决定。87年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更早几年的数据，你给的那些书和资料里，我看到过。从81年开始，一直在增长，每年的录取人数从28万到62万。以这个数据为基础，每一年通过附加题招生的名额总数，全国控制在几千上下就可以了。每个和科目有涉及的大学，每一科留1个名额，大致也就是这个数目。”
“很显然，这样的政策如果要施行，必须要保证一点：考题足够难。选拔性考试的考题，是为了拉开考生的水平档次差距，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从0分到满分，人数的分布很平均。既没有0分，也没有满分。像你之前告诉我的，87年高考，全国总分满分尽然不止一个，这对于选拔性考试的命题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失败。哪怕是一门科目全国大多数人都不及格，也比满分不止一个要好——如果一张卷子不能检验出考生的水平上限，这将是对高水平考生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因为命题人对全国考生的水平上限估计不足，或者命题水平不足，导致某一年里加上附加题仍然出现许多满分考生，或者名列前茅的考生中同一分数线上的人多于名额，那就在招生之前让那些考生再进行一次足够难的考试分出高下。”
说到这儿，毕文谦抿了一下嘴，稍微叹了一口气。
“教育改革，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现在能够做的，并不太多。这个能够，不是针对你我，而是国内任何一个人。毕竟，普通的学生和家长，对于考试改革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教学改革的。我提的这三点，看上去改动不小，但从群体层面来说，对大多数人是相对公平的。即使有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受损，那也是可能受损，而不是必然损失。所以，成规模有组织的反对，不容易出现。”
“话是如此说，虽然从推行的角度来说，教学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面比考试改革要小，但也正因如此，对于教学改革，我们需要更加慎重。所以，接下来我谈到的教学改革，只能先在部分地区尝试，最好，就限制在京城。”
突然，黎华抬头举起了钢笔：“等等，文谦。”
“嗯？”
“改革试点的话……京城不是牵连更多吗？”
“说得没错。”毕文谦呵呵地笑，“可是，除了京城和申城这样的大城市，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教育资源，能够保证基本的义务教育任务就不错了，哪儿有尝试教学改革的余力？即使强行去尝试，取得明显成果，哪怕是初步的成果，又得有多长的时间呢？”
“可是……”
看着黎华握笔的手指，毕文谦眨眨眼睛：“何况，我觉得，我将要告诉你的方案，或许……会比较对那些说得上话的京城家长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