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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二柱进男河洗澡那年，也就是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我进了城。进城后住在舅舅家里，上完了初中，考了轻工技校，毕业后进了国棉六厂。
舅舅是从部队转业到国棉六厂的，时任副厂长。所以我没下车间，而是当了电工。老工厂都知道，“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电工还兼着维修工，平时没啥正经任务，上班就是瞎转悠。转悠时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引发了我的诗兴，写了不少句子，没头没脸地到处投稿。
我的诗都是写在“沧海国棉六厂公用笺”上的。这些纸来得容易，副厂长办公室里多的是。去得也容易，可能被编辑们当废纸卖了吧。反正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音。后来我投稿时就附了一封信，大意是，老师您卖废纸前能不能告诉我一声，那样我就不用傻等了，我一个电工容易吗？
这一招果然奏效，有个编辑给我回信了，说我有才情，没技巧，还告诉了我怎么修改。
我按照编辑说的招数修改了，再寄回去，果然发表了。我得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六元整。当时厂食堂的肉包子一毛五一个，我请全厂十二个电工每人吃了四个肉包子，自己还搭上了一块二。不过我很高兴，因为我证实了文化的价值，二十三行诗能换四十多个肉包子呢，每行顶两个。
此事令我在我的电工同行中地位大增。我是有证据的。在此之前，他们都叫我“诗人小顺子”。在此之后，他们就叫我“诗人大包子”了。我成了诗人，觉得“于根顺”这个名字实在是土得掉渣，就去派出所改成了“于家傲”。
那时我的户口已经迁入了沧海，但城里的户籍警也没文化，改个名还费了我挺大的劲。
我的电工同行就更没文化，我改了名字以后，他们就不叫我“诗人大包子”了，改叫“诗人大鏊子”，也就是烙饼的鏊子。我长得是黑了点，但和鏊子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典型的没文化。
那个编辑老师姓李。李老师我终身难忘，真是一个伟大的伯乐，虽然后来我多少令他老人家有点失望。发表了三首诗以后，我就对诗失去了兴趣，改写没人看的小说了，没按照他老人家的期望成长为沫若小川。
我虽然不写诗了，却一直和李老师保持着联系。多年以后，李老师来沧海消夏，我还请他吃了一顿海鲜。李老师一边抠着螃蟹腿里的肉，一边说当年给我发表诗歌，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他当编辑之前也是个电工。
听上去，电工出身的诗人还不是少数？电工整天吊儿郎当的，确实和诗人很像，还都不修边幅。像我四处溜达，看着美丽的纺织姑娘，就写出了“金梭”啊、“曲线”啊之类。沫若可能是锅炉工吧，所以他能写出“燃烧吧”、“你这黑心的”等等。小川是个羊倌，溜溜达达地放羊，有人时吃草，没人时吃苗，就写点大豆高粱什么的。
当然，把发表诗归功于电工这一点，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我的写作很有基础。我的基础就是经常给石二柱和于春梅写信，每周千言，至少坚持了初中两年和技校两年，加起来至少有十几万字，算是基础很扎实了吧？
我进城后，他们三个也到公社上初中去了，还是同班同学。河阳屯的孩子上完小学，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而他们三个仍旧上学，也算是木秀于林了。这主要归功于于春梅。
因为我还在上学，所以于春梅也要上学，于支书只好从命。于春梅还不高兴一个人上学，需要一个同伴，就拉上了卢令令。两个女孩回家时还是有点害怕，毕竟十多里山路呢，于是又拉上了石二柱。
上学这点事，对于村支书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我离开河阳屯以前，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了，没有什么事情是村支书办不到的。
于春梅给我写信最勤，抬头都是“顺子哥”。我当了诗人以后，给她纠正了很多次，她就是不改口。我火了，这个累！难道不知道“顺子”和“家傲”有着云泥之判吗？我生气了，于春梅也就改了。于春梅在别人面前是个很蛮横的人，我在于春梅面前是个很蛮横的人。
石二柱好像还是个孩子，看他的信我就忍不住要笑。他对什么事情都没个主意，多数时候都听卢令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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