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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乾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乾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乾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乾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乾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乾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土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土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乾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乾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乾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乾国必须改革。
而乾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乾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土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乾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乾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乾国主动改革，否则就有碍于乾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乾国之财，将乾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乾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乾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乾国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乾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乾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乾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乾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乾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乾国遭受西方的入侵。而乾国的士大夫们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乾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而对于“照约办理”，乾国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气焰。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乾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乾国有利的。
乾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乾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乾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其实西方国家与乾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逸青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乾国受益尤多。”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乾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乾国呢？乾国士林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之事业”，无疑失之偏颇（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当时的乾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乾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就在今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目前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原来有些反对者现在已经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船等等进行的。而有识之士则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