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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监牢，波滑得知消息后大大怒，被伤痛折磨的他一时失去了理智，竟然下令部队闯进监牢，将那名记者救了出来。而那名记者随后向波滑展示了他搜集到的证据，证明是何罗硭在多方搜集不利于将军阁下的罪证，波滑怒不可遏，病情因而加重了。而何罗硭听说后则不屑一顾的称“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的诬蔑”，在海军和殖民地部仍然毫无动静的情况下，波滑已然向陆军部提出了控诉。
由于不想卷进何罗硭和波滑的争斗纠纷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远东舰队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干脆离开了河内，回到旗舰“巴雅”号上了。波滑的受伤以及同何罗硭的矛盾和利士比的离开，已经影响到了河内城防务的稳定。
这一切使得今野岩夫认为，是黑旗军趁机收复河内城。挑起更大战火的时候了。
做完了情报搜集的工作，今野岩夫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河内，昼夜潜行，回到了黑旗军的驻地山西。
今野岩夫向刘仁义报告了自己这些日子的所见所闻。强烈建议刘仁义整顿兵马，再攻河内，但刘仁义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似乎打算就此在山西固守下去了，令他郁闷不已。
但今野岩夫的报告却引起了桂军在黑旗军中的“监军”林苑生的注意，他专门召来今野岩夫细问端详。而后黑旗军和桂军的探子陆续返回，报告的情况和今野岩夫打听到的情况大同小异，林苑生在得知刘仁义已经“意志销磨”之后，决定以桂军为主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等部为辅助，主动出击，进攻河内。
为了保证兵力充足，林苑生将自己的主张上报给了赵沃，请求援兵。赵沃认为可行，又报给了广西巡抚徐延旭，结果立刻得到了徐大人的批准。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显凤十年的进士，典型的通过“科举正途”当上的高官，满腹经纶自然是没得说的，而且此公还是相对熟悉越南事务的，也没少跟越南打交道。彤郅十三年身为一介书生的徐延旭居然还带兵随着冯子材入越助剿“黄旗军”头子黄崇英，一战定乾坤，抓获匪首向北京报捷。由于和其他文人相比，徐延旭的履历上还多了这么条战功，因此被同僚们一本正经地授予“知兵”的称号。其人对外部事物倒也不像顽固派那样固步自封、油盐不进。到过越南的他曾做过“有心人”，将越南进贡贡使所描所述编辑成册，涉及越南的风土民情、山河田川、行政法度，与上国的贡物往来，甚至中越边境的关卡要道等都有收录。虽然仅仅算是“扫盲普及型读物”，而且也是漏洞连连、错误百出。但就凭这几本不乏硬伤性错误的小册子也足以让朝中那些“足不出京”的大员们倾倒不已。而徐延旭就任临近越南的广西的巡抚，和这本小册子也不无关系。
在越南政府屡次向云南广西地方政府请援后，徐延旭也感觉到了法国人可能北进，出于保卫家门口的本能反应，他和云贵总督岑聿瑛、云南巡抚唐炯商议后，决心支持黑旗军同法军对抗，于是徐延旭亲自进驻谅山指挥，当然他的指挥并不是打仗，而是从广西省内源源不断的调运物资，运往重镇北宁，到山西之战为止。北宁的战备物资已经堆积如山。“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历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
可能是想真真切切的获得一次战功，“徐帅一腔愤恨，不惜一战，灭此朝食。”使徐延旭的后勤工作做得异常充分。就连和徐延旭不和的两广总督张树声（他是黄桂兰的老上级兼老亲家）也称赞说：“滇桂军整旅入越，徐抚台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
而这一次得到了赵沃的请战报告，怎么能不令徐大人感到振奋呢？
在得到了徐延旭的批准后，赵沃和林苑生都兴奋异常，开始全力为进攻作战准备起来，在得知桂军准备收复河内后，云贵总督岑聿瑛也派来了援军滇军十二营到达山西，和黑旗军桂军合兵一处。赵沃也又派了五营桂军前来充实林苑生的兵力。山西城的乾军很快达到了2万余人，加上进行了紧急扩充的黑旗军8000人，总兵力已经接近3万人。
而据今野岩夫打听到的情况，法军驻河内的白人守军加上越南雇佣军以及投靠法国人的原黄崇英部“黄旗军”和法国人招募乾国游氓组建的“蓝旗军”，总数不过3000余人。
以十倍的兵力发动攻击，林苑生自信是可以拿下河内的。
因为这一次，在徐延旭的物资支援下，他手中又多了50门大炮——当然了，因为偏爱传统火炮的关系，这些大炮全部都是国内自制的劈山炮。
在一切就绪之后。撇下“暮气已深”的刘仁义，拿过了滇桂军和黑旗军指挥大权的林苑生准备大干一场了。
但是现在的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一战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乾军（这回不是黑旗军了）大举前来进攻河内的消息令正在养伤的波滑十分吃惊。由于守卫河内的法军不过2700人，他一度打算弃守河内退往顺化，在贝兰上校的坚决反对下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并强撑着开始布置起防务来。而东京总监何罗硭先生却意识到了危险，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带着手下人离开了河内，跑到了越南国都顺化躲着了。
尽管波滑在进攻战方面的指挥一直欠佳。但在防守方面却做得滴水不漏，在他的指挥下，整个河内城都被动员了起来，原来的防御工事不但得到了加固，加强了大炮等火力，法军还专门组织了一支进攻部队，准备主动出击，给乾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以勇敢顽强见称的贝杰少校。
在布置好防务之后，重伤未愈的波滑实在无法坚持，因而将指挥权移交给了副手贝兰上校，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波滑的这个决定是极其正确的。
9084年3月12日，乾军和黑旗军齐集河内，开始了对河内的进攻。
进攻一开始，林苑生便发现，情况并不象他之前想象的那么乐观。
首先从地形来看，河内城依山傍水而建，于陆上可以获得居高临下的俯射火力，这对防守一方尤其有利；于水上有红河作为天堑，同时又是内河舰队发扬支援火力的理想所在，“河内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不仅仅有坚固的主体防御阵地，城外还有炮台助战，而且随时可以得到游弋在红河水道上的内河炮舰的火力支援。而城前缺乏开阔地带，乾军根本无法将兵力展开，只能被动的局限于一隅，暴露在猛烈的守军火力之下。这种火力配置对于没有重型攻坚武器的乾军而言，根本就是难以克服的天堑。
虽然在人数上乾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对于乾军来说称之为“累赘”也丝毫都不为过。首先，攻城乾军分属多个互不统属的系统，编成内除了岑聿瑛派来的滇军十二营6000人和黄守忠、吴凤典的十二营约5000人黑旗军之外，还加入了记名提督何秀林部七营3600余人和记名总兵丁槐十三小营3000多人的云贵苗兵，再加上林苑生招募的四营2000人的团练武装“苑军”。这种互不统属的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指挥的不畅。林苑英的年龄不够大，资历也不够深，虽是进士出身，却未必能慑服这些个“造反出身”（黄守忠和吴凤典）、“行伍出身”（何秀林）、“蛮子出身”（丁槐）的手下们，因此，他这个“监军总指挥”也只能跟这些部下“商量着办”，却永远做不到“如臂指使”。
守卫河内的法军人数虽少，但是斗志却出奇的旺盛，面对乾军的进攻，竟然主动发起了反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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