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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罕此时正走向自己的画作，它们是他首先要打包的。他站在那儿，注视着眼前宽幅的图纸，拿起其中的一幅草图，又拿起另一幅，然后放下，接着拿起另一幅。
那些是他作为自费生留学美国的珍贵记忆，它们只属于蔡廷罕本人。
在大乾朝廷下定决心“明定国是”，要求各地大办洋务，培养洋务人才后，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派出的第一批自费（自备资斧出洋学习，归国后以所学专业经过考核，授予官职）留学生，蔡廷罕和许多的孩子们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学习机械、采矿、测量、建筑等学科，“求西洋擅长之技，为中土自强之图。”
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异乡他国，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年，他们却成了母国的弃儿。
广东省秉承朝廷意旨，原本希望通过鼓励民间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借此复兴大乾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但不久朝廷便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学生的不满，称：“有人奏，……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等人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开办洋务，鼓励民间留学生出洋，原期学得洋人长技，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很快，又有人上奏朝廷留洋学生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留学生：“……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其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国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渐渐的转变了。
由于“学徒抛荒中学”严重。朝廷专门下达谕旨，要总理衙门致信各国公使，要求洋员专管洋学，不要掺和留学生中学方面的教育。乾廷希望留学生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朝廷的意思，留学生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留学生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总理衙门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土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土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而是这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土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土所及”，这和保守士大夫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土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保守派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留学生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创始者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国家，学好中文是必须的。但朝廷所不满的，是留学生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9079年，一位留学监督招留学生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土所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留学生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就连最为开明的广东士绅也无法原谅留学生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的背叛。渐渐的，大家知道了洋务改革所需要的是什么：
“中土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中土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朝廷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留学生们在美国，却正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人类；中土士大夫们戴着传统********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人类。
终于，朝廷中止了这种自费留学的计划，并要求留学生撤回国内。
留学生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多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江面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去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本省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回家乡。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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