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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似的买站票挤着回家，挤上火车只剩半条命，回到家爸妈都认不出来。
在拥挤嘈杂火车上，只能把人生中见过的所有美女的**和所有吃过的犀利川菜想象一遍，才能回点血，让食色的本能驱赶肮脏的空气和几乎达到极限的倦意，不然极可能猝死于车厢。
俗话说“富贵不返乡，如锦衣夜行”，意思是变成了土豪不回家嘚瑟一番，像穿了漂亮衣服在夜里行走没人看的到一样。可我没有富贵，自然没有锦衣。
这次返乡，穿着牛仔裤、亚麻衬衫，谈不上衣锦，但我不承认在逃离BJ，而是去追求恬静、真实、健康的生活。逃离是因为恐惧，我却因为厌倦。
提着的两箱书估计小偷看不上，索性爬到上铺准备蒙头睡觉。余光瞟到下铺的胖哥，短脖子、啤酒肚，正咧着大嘴啃鸡腿，啃得登峰造极，肉渣掉得满脖子都是。这骨骼和肥膘一看就是优质的鼾声机器。
胖哥啃完鸡腿开始玩自己的脚丫子玩得不亦乐乎，用手指在脚趾头间来回游走，并放到鼻孔下嗅，以此为乐。
一路上脚臭味和呼噜声填充了嗅觉和听觉，所以我尽量用视觉来来压制嗅觉和听觉。
拿出一本叫《沉重的肉身》的书，书中谈到朝三暮四的卡夫卡，他与菲莉斯订婚又解除婚约，解约后不到半年，两人重逢又开始搞暧昧，再度订婚，又解除婚约，跟小孩玩拉钩上吊游戏似的，看得老子差点笑出声来。
作者认为，爱情不是找到的，人们只可能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也有可能终生撞不见爱情。
婚姻却不一样，它作为社会性的要求出现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很多时候不由你自己操控，因为它牵扯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家人。
我想，作者误解了卡夫卡。对于他这种心性敏感而又执着的男人，怎么能那么草率结婚，了断爱情，亏欠真爱一生。
因此，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卡夫卡不是要摆脱性情中的恶——“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才反复无常，而是不想放弃寻找真爱而又恐惧孤独的矛盾让他难下决定。
想想这些岁月，自己何尝不是这般懦弱，甚至可以说懦弱到病态。
谁的肉身又不沉重？包括下铺的胖哥，他或许供养着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生活维度不容诋毁，尽管脚臭难当、鼾声震天，从心里却对他抱以尊敬。
从上大学开始，在BJ这十多年，很多人和事教会了我如何谦卑地活着。
嚣张跋扈的富二代、温文尔雅的儒者、急功急利的留学生、肥胖的**、脏臭的乞丐、汗流浃背的搬砖工、满怀激情的群众演员，任何人都能在BJ谈理想，那是高高在上的BJ啊。
大家都习惯了高调地吹牛逼、装文艺、卖风骚，鲜有人谦卑地活在现实，宽容、真实地对待彼此。
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当我们四个像耗子那样蜷缩在东四环某个脏乱臭的地下室时，隔壁中年大妈如受满清十大酷刑般的震耳欲聋、余音绕梁的**声摧毁了我们的憧憬和**。
有时，对门炒凉皮儿的小夫妻也加入战斗，整个地下室便开启了2.1制式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然而，我们仍然决定留下来拼死一搏，也许是想证明我们到了中年，不会像隔壁那大妈的老公那样，还搂着老婆在东四环的地下室**，动静大得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正在用什么姿势。
于是，我们留在了BJ。
后来，我们逐渐看清，BJ更像被神化的死水，浮着一层腻腻腥臭的油水。几个出类拔萃的精英，被炒作成公平奋斗的榜样，激励着**丝如过江之鲫般前赴后继。生活唯一的真实，只剩下电话那头父母的问候和安慰。
我做事向来雷厉风行，火车到站后，我走在最前面，很快走到了出站口。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小伙子，等一哈。”
只见下铺那胖哥一手拎个大箱子，一手拿着《沉重的肉身》，像只企鹅般屁颠屁颠地向我跑过来。
这才想起刚才起身太急，忘了把书带走。我迎上去，谢了又谢。
秃头哥客气了又客气，盯着我看了又看说：“你是曾小宇？”
“是。”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激动地说：“哎呀，见到你真人了，我是你的读者，来啦，给我签个名啦。”说着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没有意料到，我这样的小众作家也会有粉丝，便给他签了名并相互告辞。不，我不承认我叫“作家”，因为别人叫我“作家”时我老觉得是在把街边卖狗皮膏药的叫成华佗，文学丧失纯真与尊严的年代，我宁愿别人叫我写作者、码字儿的，甚至“坐家”、二百五，都成。
一出站，看到尹德基霸气的豪华座驾——烂得浑身破响的嘉陵摩托125。
上世纪9o年代兴起的摩托车是名副其实的寡妇制造者，到新千年，镇上第一批买摩托的人死得差不多了，小时候常在路上看到骑摩托的被运木材的大货车撞得七零八落。
尹德基这辆嘉陵125是在BJ淘的二手货，这么多年了他舍不得扔掉，从BJ骑了回来，对其疼爱有加。
这辆车对尹德基来说意义非凡，车上生了无数让他回味无穷的青春故事。他载着心爱的女人从建国门骑到后海，途中蹭到一辆兰博基尼，屎都吓变色了，赶紧钻进一胡同逃难，然后在后海的烂漫骚情中他在这辆车上破了处。
听他描述时我在想，这他妈的得用多高难度的姿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