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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很好奇萌总裁没有接着谈让他去华国的话题，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人家也没有亲口相约，倒像是他自己自作多情了。
郭嵩焘又谈了谈他自己的外交理念，郭嵩焘外交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
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
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
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萌总裁和郭嵩焘交谈了一番，不得不承认，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你这些想法，完全附和我华国的新学和外交精神，我还是刚才的问题，在清廷推行，有土壤吗？皇家不牵头，光是靠底层的改良，能起到在全国形成大势的效果吗？”萌总裁接着笑问道。
郭嵩焘沉吟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良久才道：“相信朝廷看见华国的改变，看见华国的样板，会醒的。”
萌总裁笑着点点头，“谢谢你对华国的高度评价，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有你们，根本不可能，因为华国是所有人民的华国，华国的权力，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这从上千万的华粹党身上可以看见，华国由华粹党领导，华粹党由千千万万的人民共同组成，所以，华国的代表，是国家利益，怎么对国家发展有利，华国就会怎么发展！而清廷只掌握在少数王公大臣和皇室手中，即便有个别皇室成员像你说的，醒了，但是又能够在皇室中占多大的分量呢？这个集体本来就是建立在金字塔顶端，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单靠个人的力量，能和国家的力量对抗吗？不要说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即便从今天开始，清廷全都醒了，大家都开始改革，开始效法新学，封建大臣们能答应吗？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阶级，他们能答应吗？他们本来可以过着躺着数钱的日子，你让他们全部重头再来，他们愿意吗？就像是你们这帮人，忽然说要顶替一个个总理大臣，大臣们会答应吗？”
萌总裁的话，虽然浅显，却也易懂，关键是无法辩驳。
“还是那句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忠君爱国，是我辈读书人当尊奉的道理。”郭嵩焘慨然道。“总裁，您也是读书人，听闻总裁两岁就中了秀才，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萌总裁笑了笑，接着道：“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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