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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皇帝的其他儿子封亲王，亲王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长子袭爵，其子封镇国将军，其子封辅国将军，其子封奉国将军，其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下去，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宗室寄生虫们，成几何倍数代代暴增。
这些人的开销，是让朝廷无比头疼的问题：亲王年俸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依次递减，累积下来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此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很多时候比年俸更多。
就这样藩王们还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原本是天皇贵胄，却没有政治前途，吃饭穿衣一言一行都受限制，他们唯一的自由是玩女人生孩子！
藩王们逮着这个唯一的机会使劲生，生了就有优厚的待遇，宗亲从十岁开始就有年俸，傻子才不多生呢，世代繁衍下来，宗室就成了灾难。
大明的藩王到底有多能生呢？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汇报：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共生育子女九十四名，庆成王的长子子女七十，孙子一百六十三，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仅仅一个庆成王的直系后代在一百三十年前就达到了七八百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超过千人。
后代的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于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请宗人府帮忙查人数……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种难以想象的生殖速度面前，藩王由明初十几家百十口人，到嘉靖初达三十万，万历年间长到六十万，天启年间更是有百万之巨。
嘉靖年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粮食，每年却达八百万石；军事重镇山西，每年存粮一百九十万石，当地王府消耗三百多万石；河南存粮九十四万石，藩王消耗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饱藩王肚子。
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各地的藩王也是生财有道。最常见的套路是“钦赐”，也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最厉害的就是常威收拾这位福王，朱常洵就藩的时候讨要良田四万顷，因为朝臣反对的太厉害只给了一半二万顷。
但经过河南绅士诉苦后常威才知道，后来万历皇帝还是，通过赏赐等方式给福王朱常洵凑够了四万顷良田。
这样做的恶果，自不待言：肥了藩王，坏了朝廷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朝廷就流失多少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藩王赏赐，哪怕是太平年月朝廷也捉襟见肘。一赶上灾荒打仗，更是急的户部和皇帝团团转。
即使如此，藩王们还要侵占民田。常用的套路：一是造假，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二是投献，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
如此一来，大明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河南更是土地兼并的重灾区，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的良田都被藩王占了，百姓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鉴于情势如此严峻，历代君臣、有识之士，也想尽办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七年朝廷收入一千三百万两，支出却高达二千四百万两，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叫武职开支，其实就是供养藩王以下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类蛀虫，总之朝廷八成收入要养这帮人。
嘉靖君臣发现以百姓有限的税粮，无法养活无限繁衍的藩王。因而，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
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者有二：一，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大小老婆要礼部审核，子弟赐爵，更要审查；二，对藩王开支进行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减少年俸。
因为这部条例，才为嘉靖之后的“隆万中兴”打下基础，但这个著名的条例，却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数量限制，关键的“定子女”一条，也未落实，藩王寄生虫的角色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请爵，封赐，都要礼部决断，随着朝廷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的也越发严格。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就此没了活路。甚至好些藩王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了解藩王这一巨大难题后，常威奋笔疾书：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若不革除积弊，必为国家大患！
写完常威拎着书信叹息：“藩王这一吃穷天下的寄生虫，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