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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和海棠下榻酒店之后，就与新世纪拍卖行的台北分部公司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手中获取了这次拍卖珍宝的部分资料。
按照资料显示，这次拍卖的珍宝有一百五十多件玉器金石，三百多件书画古籍。可能当年从大陆逃离台湾，那些笨重的古玩比较难带，因此就把一些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的书画古籍带多了些过来。这可不是开玩笑，要知道当初国民党政府甚至想要把笨重的“司母茂大方鼎”搬运到台湾，就是因为太重而作罢。
林逸毕竟在书画古籍方面的鉴定能力要比金石鉴定能力深一些，因此很快就大致鉴定出了这些书画古籍藏品的大致价位，再根据历年来拍卖会上给出的价码，制订了竞拍时的浮动策略。
这些书画古籍中，即将上拍的三十件藏品中，林逸最看好的是一幅清代晚期的抄写手卷，手卷作者是清末代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出版有《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小楷字贴多部;大字法贴亦有出版。而这次拍卖的就是他亲自手书的小楷手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要说这手卷除了字迹俊美之外，也无甚特殊之处，可真正懂行的人就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幅手卷乃是刘春霖为慈禧老佛爷亲自书写的，并且是他在被钦点为状元后，沐浴更衣，守斋念佛七日后才一气呵成书写完毕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都知道，刘春霖的这个状元，当年可是慈禧老佛爷钦点的。
话说光绪三十年，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当时称为“万寿节”，普天同庆。科举考试自然也不例外，朝廷特例加试“恩科”。因适逢甲辰年，所以这一科便叫做甲辰科。这次恩科参加殿试共有二百七十三名贡生。经过大比，最后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此外，参加殿前考试的贡生还有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人。来自直隶肃宁的刘春霖以会试第十七名的身份状元及第，而谭延闿、朱汝珍等人是因姓名、籍贯与状元无缘。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各种关于这位末代状元产生的传闻，给这次科举考试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原来，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是湖南茶陵人谭延闿，在殿试时，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主考官们在给慈禧太后的10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而是将朱汝珍列为头名。就这样，谭延闿因为姓氏不仅与状元无缘，而且连榜眼、探花也擦肩而过。
当时，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一看落款，心头阴云顿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这让慈禧太后不禁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太后看来广东是频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个“珍”字，“朱”与“诛”同音。联想起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变法，“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子便触动了慈禧太后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换上了原是殿试第五名的刘春霖。
这刘春霖擅长小楷，在当时书法界颇有名气，恰好慈禧又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所以当翻开直隶肃宁刘春霖的试卷之后，自是大为欣赏。同时，这一年又逢大旱，朝野上下急盼一场春雨。而“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了一点朱红，名列榜首，状元及第，一时名扬天下。而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被点为榜眼了。
事后，作为鱼跃龙门的新科状元，刘春霖为了表达对慈禧老佛爷的钦点之恩，就奉诏为她老人家七十大寿书写了这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慈禧笃信佛教，因此在得到这卷收书后喜欢不已，不仅在上面刊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大印，还亲自用笔在手卷后面，补画了一幅观音大士的画像，而那观音大士的模样竟然是按照她本人画的。可以说，这件手卷因为有了慈禧这位大名人的书画手迹，而价值倍增。
林逸研究过以前的拍卖报告，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以前经常被藏家所忽略，可能源于慈禧本身不招人喜欢，祸国殃民，再加上人们向来对她的书画水平有偏见，因此她的书画作品拍卖价格都不算太高。
但是喜欢读书的林逸却记得清楚，《清宫遗闻》记载有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慈禧绘画书法基础并不太好，只是天资聪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摸索，进步很大，尤其是缪嘉蕙等著名画家入宫指导后，书画水平日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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